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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的《正月三日闲行》赏析

2019-10-09 19:10:26

 

白居易唐七言律诗:《正月三日闲行》原文:
黄鹂巷口莺欲语,乌鹊河头冰欲销。 
绿浪东西南北水,红栏三百九十桥。 
鸳鸯荡漾双双翅,杨柳交加万万条。
借问春风来早晚,只从前日到今朝。
《正月三日闲行》参考注释:
①黄鹂,坊名。
②乌鹊,河名。
白居易唐七言律诗:《正月三日闲行》赏析:
  唐诗中,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,莫过于“桥”了。而桥最多,被写得最多的,又莫过于苏州。桥景,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,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、最有个性的地方。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,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太有名了,也太诗美了,以致顾颉刚这么说:“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,大懊恼,谓受诗人之骗。”
  白居易有诗吟道:“何似姑苏诗太守,吟咏相继有三人” (《送刘郎中赴任苏州》)。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,白居易,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。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(公元822年)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,而在宝历元年(公元825年)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。白居易在苏州任上,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,其中《正月三日闲行》并不出名,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,然而,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,认真玩味起来,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。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,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。《正月三日闲行》娓娓吟道:
  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。长庆二年七月,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,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,仅仅十一个月后,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,至白居易离开杭州,就任苏州刺史,宝历二年十月,因病罢职。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云:“时天子荒纵不法,执政非其人,制御乖方,河朔复乱。居易累上疏论其事,天子不能用,乃求外任。” 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,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。诗人自京城外放,而且是自求外放,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,且年已半百,但是,因为远离朝廷是非,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,而苏州则人情融洽,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,有他自己的诗为证:“吴中多诗人,亦不少酒酤;高声咏篇什,大笑飞杯盂。五十未全老,尚可且欢娱;用兹送日月,君以为何如?”(《马上作》)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、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。正月阳暖,早春时节,气候宜人,风光格外秀丽,街市特别繁华,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。于是,才写罢《钱塘湖春行》(脍炙今人之人口)不久的白居易,便又有了《正月三日闲行》。
  据孟二冬“中唐诗歌年表”考,白居易宝历元年(公元825年)三月除苏州刺史,时年54岁,五月五日到任;又考,宝历二年二月,落马伤足,卧三旬。五月末,以眼病肺伤,请百日长假,九月初,假满,罢官。十月,发苏州,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、楚州。P305-306 故而笔者断定,《正月三日闲行》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,白居易时年55岁。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,而《正月三日闲行》却不在其列,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。
  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,似乎还常在病中,其实乃小病大养。白居易曾有《咏慵》诗云:“尝闻嵇叔夜,一生在慵中。弹琴复锻铁,比我未为慵。”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,诗人已经无心长进,心闲而百闲了。故而,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,而且此时的诗中多“闲”字,连题目也往往以“闲”字作,如《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》、《闲园独赏》、《闲卧寄刘同州》、《城东闲游》等。“闲”是他的一种状态,“闲”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,因此,我们从“闲”上着眼和发掘,方可真正读懂此诗,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。
  《正月三日闲行》诗首联巧用地名:黄鹂为坊名,乌鹊乃河名和桥名。乌鹊桥,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,与阖板城同建,距今已有两千多年,原位于“子城”正门前直街,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。这是一座集政治、经济、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。据史书记载,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,整体彤红,端正耸峙,如琼雕玉凿,乌鹊桥拱之顶,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,甚是壮观。此桥与城中其它桥梁相较,大有鹤立鸡群之势。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。白居易诗中“红栏三百九十桥”之“红栏”,显然是指称乌雀桥,诗以乌雀桥之个别而代“三百九十桥”之全部。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,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。黄鹂、乌鹊语意双关,《正月三日闲行》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。首联两句中“欲”字并用,此乃大巧之拙,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。诗人率意成诗,仿佛冲口而出,不管是平是仄,也不管是否重复,无心锤炼,不屑刻意,将一“闲适”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。以笔者之推断:诗中连用两个“欲”,非诗人情词枯竭,实乃有意为之也。
  中间两联,巧对偶得,不求工而自工,自然工稳。“东西南北”的方位词对“三百九十”的数词,妙不可言,以暗写绿水与河道,东西南北,纵横交织。一池春水,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、曲折蜿蜒,更觉波光粼粼、源头绵绵之意。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,情状呈献,又因为“东西南北”的方位,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,便愈加风情万种了。白居易在《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》诗中也有对河道、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:“远近高低寺间出,东西南北桥相望。水道脉分棹鳞次,里闾棋布城册方。人烟树色无隙罅,十里一片青茫茫。”水是苏州城的自豪,桥是最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,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,街市傍水而筑,居民临水而居,人家前门临街,后门临河。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,河街相邻,而石桥沟通连接,船行水里、人走道上,构成了一幅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水城景观。
  “三百九十”桥,真可谓千姿百态,诗人不作具体描绘,事实上也无从写起,唯有以“三百九十”桥而概写,极言其多,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:或狭长如玉带飘逸,或联翩如雁阵同列;或贴水如苍龙浮游,或高隆似鳌背连云;或弯曲如新月初出,或平直似鸟翼伸展……其桥不仅造型各异,而且阴晴变化,晨昏二殊,桥倒映水中,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,虚实交映,与自然浑然一体,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。白居易的《小舫》,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:“小舫一艘新造了,轻装梁柱庳安篷。深坊静岸游应遍,浅水低桥去尽通。黄柳影笼随棹月,白苹香起打头风。慢牵欲傍樱桃泊,借问谁家花最红。” “游应遍”,“去尽通”,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,去处甚多,而且兴酣未尽;而深坊静岸、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,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。
  水用“绿”,可谓清澈之极;桥用“红”,可谓绚烂之甚,结合首联的“黄鹂”之黄、“乌鹊”之黛,复见诗人之匠心矣。黄、乌、绿、红,色彩鲜艳而明丽,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,形成生动的形象,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。繁彩缛色,烂漫春光。因为是早春,还在正月,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,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,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,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,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,与首联的两个“欲”字也暗中应合。
  在“莺欲语”而未语、“冰欲销”而未销之时,便有“鸳鸯荡漾双双翅,杨柳交加万万条”,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。鸳鸯双双,甜情蜜意,嬉戏而知水暖;杨柳万万,嫩绿饱绽而润泽,虽然不像是“春风似剪”的二月,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。正可谓“诗家清景在新春,绿柳才黄半未匀。” (唐杨巨源《城东早春》)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,自由自在,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。
  于是,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:“借问春风来早晚,只从前日到今朝?”自问自答,作者介入其中,问得漫不经心,问得随意天真,与杜牧的“借问春风何处好?绿杨深巷马头斜”的形式不同,白居易拟以答问,极富情趣。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,是前天还是今日?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,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,然而却还是问了。也正因为如此一问,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,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。此二句属于“合掌”之笔,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。作者在案牍之劳后,步出官邸,轻松一身、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。
  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,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。从全诗的用笔来看,“信意落笔,自然超妙”(东坡语)。而此等境界,自然源自诗人的“闲”心。从审美原理看,心闲而境生。谢思炜研究认为:“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,白居易很重视两点:一是比喻,一是诗境。” P372 在古代诗人的中,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“境”的字眼儿的。而且,把“境”与“闲”同举,互为关系,如:“意闲境来随”(《夏日独直寄萧侍御》)、“闲中得诗境”(《秋池》)、“唯此闲寂境”(《北亭卧》)、“偶得幽闲境”(《玩新庭树因咏所怀》)等等,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“境”多达四十多次。[3]P373白居易诗咏曰:“幽境虽目前,不因闲不见”(《冬日早起闲咏》)强调了心理的作用,境与心相关,有闲心方有幽境。据日本藤元粹辑《苏诗记事卷上》东坡:“渊明形神似我,乐天心相似我。”查“心相”一词乃佛家语,若从是句观之,东坡深慕乐天豁达,是其心闲得下来。闲,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、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,其精神绝对放松,意志也高度自由,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,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。因此,“对诗境的重视,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,但显然也纠正了讽谕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谕的偏颇。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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